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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靖麟 ／宜蘭大學博雅通識中心副教授

當代公民社會的問題，充斥著矛盾（paradox），幾乎沒有一個方案能夠獲得全面無條件支持，每個事件都有著政治與經濟效應與困境。例如，都更案中釘子戶矛盾問題，在「經濟面向」上，多數人同意進行的都更理論上，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優於個人利益，因此強制拆除並安置釘子戶是合理的。然而反應在「政治面向上」時，基於政治團體的選票考量，就要以議題動員群眾引起多方關注與介入。民選市長面對此政治高壓，又要維護多數的經濟公共利益，內心必然十分糾結。屢見不鮮的社會問題卻充滿著政治與經濟計算，令人傷透腦筋。民選市長的困難不僅在於選擇，他還會面臨傳統文官的消極抵制……。

官僚面對複雜且矛盾的問題，在不能犯錯前提下只能以老辦法解決問題

傳統文官面對民選首長交辦此類複雜與矛盾問題時，通常以「研究辦理」回應，因為其面臨的問題是過去所沒有的，根本無法以現有的知識來處理，只好帶回去發開會通知把相關人員找來研究研究。不然就是找預算發包研究案，通常以10個月為期，再將研究成果送請首長核閱，若同意則編列預算列入計畫辦理，要執行也得2年以後了，政府效能與效率自然無法彰顯。

除前述的限制外，在無法可據或無前案可援的情況下，公務員依法有不能犯錯錯的義務，即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公務員應擔負無瑕疵裁量的責任，其裁量瑕疵至少有二種情形：1.不能有「裁量逾越」之結果，即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之不能超出法律之授權範圍。2.不能有「裁量濫用」之作為，除前法第10條外也不能有前法94條之動機不相符，行政作為與目的要有合理之關連，或違背一般法律原則，包括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等，最後又變成「新問題，老辦法」的問題解決模式。

傳統官僚面對民選首長政見，除不理解其內涵與精神外，又牽涉到可能的裁量瑕疵，當然就得研究到沒有瑕疵為止，只是研究結果又常與民選首長政見不符，不是首長政見跳票，經媒體渲染又成為另外一個弊案的開始，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

建立「學習沙盒」容許犯錯，讓公務員能從錯誤中學習

要解決此惡性循環，或許創設「臺北政經學院」是個好主意。筆者對於學習的理念即「學習的目的在解決問題，團隊學習才能稱為學習」。政府是一個團隊，面對公民社會的問題要跨部門組成團隊來解決，若能針對複雜困難的市政（或政策）問題，創造一個平等且自由的「學習沙盒」，召集相關人員依照政策進度規劃18週（每週1日）的課表，容許學員犯錯，並且從錯誤中學習，共同討論找出所需知識與該領域專家學者後，由政經學院邀請渠等來院指導。若把問題解決視為家庭作業（home work），依照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方法，在單位準備，在學院寫作業，作業就是要提出解決裁量瑕疵的真正辦法，那麼來院上課的時同時也解決了部分問題，18週修業完成理論上應該完成大部分的問題了。此法即符合1990年Peter Seng於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中，所提出的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概念。學習成員來自於各利害關係單位的執行者，他們願景（shared vision）在於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以解決問題，成員來自不同部門因此能夠全盤理解進行系統性的思考（system thinking），並營造出團隊獨有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最終能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不斷的自我學習以新的方法解決新的問題。

結論：籌設臺北政經學院實踐市長政見帶動市府為學習型組織

臺北政經學院要以發展解決問題的新知識為主軸，實踐市長政見帶動市府為學習型組織為願景。問題解決與發展知識需要大量的學者專家，此時或可透過合聘制度與臺北市立大學充分合作，橋接市府的研究案，讓臺北市立大學成為市府的智庫，以市政的實務研究帶動臺北市的研究與發展品質。基於市政研究的需要，臺北政經學院更應與其他國家的城市聯繫，為借鏡國外經驗，主辦以問題解決為核心的國外學習課程，將能更有效的運用出國經費。或許，成立臺北政經學院是市政府一小步，更可能是政府改革示範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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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照來源：截取自柯文哲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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