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宸/政法哲學研究者
自1959年春天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至今已屆60年,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價值及抗暴方式,深深擄獲了人心,為世人展現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絕佳典範。今夏的香港,猶如西藏之境遇,再度面臨著中共政權的野蠻摧殘。起初,和理非亦被港人奉為抗暴指導方針,然而換來的卻是中共的軟土深掘;繼之,勇武派的奮身抵抗,結果又如以卵擊石般,潰不成軍。如何有效對抗中共暴政,遂成了抗暴者的一大難題!
悲智、理性與憲政價值
藏傳佛教係屬佛教之支脈,其終極之價值,如同所有佛陀教法般,皆為「慈悲」與「智慧」兩者雙運。所謂「慈悲」,係指慈悲一切有生命的眾生,不論親友或仇敵、人類或非人類,都願為其拔除所有痛苦,給予最大安樂;「智慧」其深義為緣起,即因果定律。綜合言之,如何實質有效消除一切眾生的痛苦並給予最大的安樂,就是悲智雙運之精義。
從現代立憲國家的整個法體系觀察,刑法條文保護的是受害人;刑事訴訟法的無罪推定、緘默權保障等,保障著被告;監禁期間的矯正處遇及出獄後的更生輔導,則是利益加害人。可見,無論受害者、被告或加害者,没有一個被憲政國家所放棄。況且,各種動物保護法制,更朝向著人類以外的生命,為之保護。此外,社會福利國原則之目的,就是要實質有效地為所有人民拔苦予樂。職是,佛教的悲智雙運與現代立憲國家的整體法價值,相互間毫無違和感。
基此,「如何實質有效消除一切眾生的痛苦並給予最大的安樂」於憲法是憲政價值;於哲學是理性之本質內涵;於佛教是悲智雙運之體現。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達賴喇嘛在其第一部自傳《我的國土與子民》中寫道:「雖然我沒有學過國際政治,但是我始終相信,佛學知識是非常可靠的指導。」
悲智的二種表現形式一「和理非」與「武理非」
在「如何實質有效消除一切眾生的痛苦並給予最大的安樂」之信念的指引下,當面對不公義的行為時,首應言語勸導,期勉行為人儘速修正不當行為;惟行為人倘復乖張狠戾,為實質有效避免其持續傷害自他,在不得已的必要情況下,即可考慮以止戈的武力制止之,此時如同慈母遏止獨子不良行為般,雖有腕力之展現,仍不失理性、非暴力之本質。
過去,西藏歷史上曾出現惡名昭彰的暴君,吐蕃王朝末代贊普朗達瑪,當時便有了具悲智與勇氣的大修行者拉隆·貝吉多傑,對之行刺並超渡至佛國淨土;隨後,西藏陷入分裂爭戰、生靈塗炭,再度有西藏民族英雄格薩爾王的出世,其戎馬一生滅敵無數,不但重振政教完成統一大業,使人民復歸幸福生活,亦將所殺敵人解脱至淨土永享安樂。
現在,西藏人民手無寸鐵,又缺乏組織,面對精銳的中國軍警,若擇武力反抗,只會逼使人民淪為犧牲品,而顯得不切實際。於是,達賴喇嘛於前揭書中說道:「倘若如此,我們只有忍辱以對。」緣此,許多西藏人民在受中共殘暴刑戮時,都選擇忍辱以對,並稱最畏懼的事情,不是種種囚虐,而是害怕對施暴者失去了慈悲心。西藏人民表面上雖然失去了自由,但心靈上卻不受負面情緒擺佈,而更顯得自在豁達。
因此,如何實質有效消除一切眾生的痛苦並給予最大的安樂,必須依據當時自他條件和環境,選擇適用「和理非」或「武理非」之方式,未可一概而論。但無論如何,都必須慈悲一切,即理性、非暴力,否則將因不道德,而失去抗暴的正當性。
達賴喇嘛的返藏之路
在不具備適用「武理非」的條件下,西藏人民只能選擇以「和理非」之方式持續抗暴。儘管「和理非」看似無法當下制止不公義的行為,但至少不會導致「壓迫和憤怒」兩者的升級及惡性循環;「和理非」看似無能為力地被剝奪一切,但悲智雙運的價值卻讓西藏人民心靈充盈;「和理非」看似無法保護佛寺、佛經、佛像,但悲智雙運的佛教大義,卻從寺、經、像中移植至藏人的心中長存。「和理非」所展現的韌性是如此不同!
其次,正由於悲智的「和理非」普獲世人認同,藏傳佛教反因藏人的流亡而廣傳世界;正由於講求對敵人亦應慈悲以待,殖民侵略的漢人反成藏人弟子,頂禮求灌。寺廟總是拆了又建,僧人也是驅逐復增,北京的限教令,非但無從限制藏傳佛教的發展,反在京官之家生根發芽。這情況,猶如山林之火,並不因狂風而止熄,反乘風勢而迅速蔓延,悲智所顯的「和理非」是如此滲透人心!
當中國人心普被「和理非」之悲智所滲透時,縱使手持大量精良武器,也終將失去傷害他人的能力。所以,預言可住世至113歲嵩壽而現齡已84歲的達賴喇嘛,對於有生之年的返藏之路,一直感到相當樂觀!
照片來源: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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