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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新聞網記者/藍立晴特稿

先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說要用監視器抓違規停車，免得員警站崗當稻草人浪費人力，隨即引發部分民眾強烈反彈，認為柯文哲此舉不妥，侵犯隱私；但也有民眾大力支持，覺得這是一項可行的政策，後來爭議過大，柯文哲裁示暫緩。

「錄影中，請微笑」

這句話你我再熟悉不過，不只商家內可以看見這句標語，市場、醫院、公車、捷運、停車場、住宅門口、街頭巷弄、騎樓角落，處處都可見監視器。

台灣民眾一定對「監視器」感到不陌生，因為我們幾乎每日都能看到「監視器畫面」，為什麼呢？因為新聞天天都在播放。

「錄影偵破」早已成為台灣警方最主要的辦案方式，無論竊案、傷害／殺人案，只要有監視器，警方都能調閱監視器循線辦案。

台灣民眾普遍對充滿監視器的生活環境感到「安心」，大多民眾認為，有了這些監視器，警方辦案速度能更快，而且也因為如此，犯罪率會跟著下降，只要家裡有監視器，就不怕小偷；只要商家安了監視器，就不怕找不到竊犯。

「反正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監視器多一點有什麼關係？」

現在可說是「人人都可錄影」的時代，智慧型手機、行車紀錄器等，皆被民眾視為一種「保障自己權利」、「留下證據」方法。

但，真的是這樣嗎？監視器能夠有效降低犯罪？台灣各個縣市政府都積極架設監視器，希望能以科技降低犯罪率。不可否認，監視器對於「掌握通緝犯、竊盜犯」，提高破案速度來說，的確是很有效。

但是事實上，監視器只能「移轉犯罪」，並不能真正降低犯罪率，很多犯罪其實都是「理性」的選擇，罪犯一旦知道了作案地點監視器架設的位置之後，只會選擇避開那些有監視器的地方，或者從監視器密度高的地方，移轉至監視器密度較低的地點，犯罪仍在發生。

更遑論那些因情緒爆發而發生的犯罪，監視器（包含手機錄影、行車紀錄器）拍下確切的證據之後，罪犯通常都會伏首認罪，但這也顯示了這樣的罪犯對於監視器根本不在乎，心理學家指出，在有監視器的地點犯罪，反而更被他們視為一種「挑戰」，網路上流傳的犯罪畫面，更會讓他們感到自滿。

這些重大的隨機殺人、傷害事件，監視器密度再高，對於越來越頻繁發生的這些隨機犯罪，也是徒然。

圖片：陳皓揚殺害動物誌店貓「斑斑」監視畫面

對於監視器，我們該感到安心或者害怕？

在華人世界裡，隱私的概念一直都「很西方」，是近來才慢慢被重視起來。就像大多數人都抱有的觀念：「反正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監視器多一點有什麼關係？」似乎只要不做「偷雞摸狗」、「見不得人」的事情，生活的一舉一動都被錄下來也無所謂。

不曉得各位讀者是否有看過George Orwell所寫的《一九八四》呢？

這是一部經典的反烏托邦小說，主要就是在描述「無所不在」的政府監控，黨的領導者老大哥（Big Brother）的標語海報「老大哥在看著你」占據整個城市；

新聞照來源:翻拍自網路

無所不在的「電幕」在私密／公開的場合監視著公眾、隱藏的竊聽器以及告密者讓思想警察可以監視每一個人，因而找出任何有可能危及黨的統治的人。

「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這是該部小說的名言。

（2+2=5嗎？）

「誰來監視那些監視監視器的人？」

《全民公敵》的片尾，主角的這句反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

監視器是國家的眼睛，歷史上的極權國家在還沒有「監視器」的年代裡，便已以人力（警察）發展到了人民無法推翻、無法反抗，只能日復一日活在監控與害怕當中的地步，更遑論監視器無所不在的現今。

也許，這樣的論點聽起來過於悲觀，但在大讚監視器有助於「降低犯罪率」、「提高破案速度」的同時，我們或許可以想想，當更大的犯罪發生時，這些「電幕」真有其作用？或者，一旦監視系統遭到破壞、入侵，強烈依賴監視系統的破案方式又該怎麼辦？

當國家、政治發生劇變，這些監視器是否會成為掌權者／獨裁者「最好的控制工具」？

降低犯罪率，絕不是只有靠更多的監視器。對於政府應該如何「使用」這些監視器，也是我們應該要考慮的問題。

新聞照來源：C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