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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新聞網記者王少筠／時事評析

四月某個晴朗的早晨遇見100%的女孩，是看袋鼠的好日子，也是讀了關於村上春樹的新聞然後覺得「嗯，來談一下好了」的日子。

據昨（3）日上午《中央社》外電，村上在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媒體採訪時表示，2015年秋天他在撰寫這部小說（編按：此指《騎士團長殺人事件》（暫譯））時，因參加一場在福島縣舉辦的文學活動，曾獨自開車前往東北海岸，去到盡可能靠近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地方。他說，這部小說中的人物，在某些意義上是受創傷的，與日本整個國家受災是重疊的。身為小說家，對這可能無法做什麼，但想盡力去做些什麼。

他認為，人類背負戰爭的深度創傷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納粹併吞奧地利與日軍發動的南京大屠殺，西洋與東洋幾乎同時期發生的暴力，「歷史是集合的記憶，所以忘記或竄改過去，是不對的。一定要負責，要大家一起去背負才行。」

去年在丹麥舉行的「安徒生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村上發表演說指出：「無論建起多高的壁壘，嚴酷地把外來者排除在外，那樣的行為只會傷到自己。」而在受訪時他說：「最近世界各地那種『排除異物，這人世間就會變好』的想法增強，設法要排除社會陰影的趨勢漸明顯，但我認為那是政治上的語言，我是不太相信的。」

其實早在1995年11月，村上與已故的日本著名臨床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就曾就類似議題進行對談，並在「沒有在事前準備『要說這樣的話』，將錄音轉化成文字之後」，誕生了對談集《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

「因為寫故事，我們才能有個性地活著回應現實一切挑戰。」
「當藝術家的人，更要有力量去承擔時代與文化的病。」

村上在對談中提及：「所謂參與(commitment)是什麼呢？我想這是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吧，這不是像過去有過的那樣『你說的意思我懂我懂，那麼，讓我們手牽著手吧』，而是在挖著井，挖著挖著挖下去時，本來應該是完全不相通的地方，牆壁忽然打通了，這樣的參與溝通方式，我覺得非常吸引我。」

「這在這個現實社會，實際生活的層面上，又能帶給我們什麼呢？我也還不太清楚。我現在回到日本來（編按：村上於1991-1995年旅居美國），其實還在尋找中。雖然在小說（編按：此指《發條鳥年代記》第三部）裡我已經解決了，不過小說已經走在前面，我自己卻還跟不上，只是，可以感覺得到噢。感覺到現在世界正在繼續改變著，不得不改變。」

「所以我對地震的事、對奧姆事件，都覺得像是個轉換點似的，我對這種事情非常感興趣。事件本身雖然非常不幸，但是以那些當作一個契機，讓禍害轉為幸福，可以這樣說吧，我有一種預感好像有什麼事情正開始發生。只是，看著電視時，真正重要的事情卻什麼也沒有報導出來，覺得大家都沒有在思考嘛。這種感覺非常強烈。」

在《騎士團長殺人事件》新書上市不久，旋即引發日本激進右翼責難他「賣國」、「反日」、「討好中國」，而其實他的態度始終如一，無論是在20年前與河合先生的對談，或是在成為職業小說家之前，他一直都沒變。

村上：「日本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結束後，那戰爭的壓倒性暴力無法相對化這件事。大家都變成像被害者一樣，被轉換成『這種錯誤千萬不可以重新再犯』這種非常曖昧的言詞，大家對那暴力裝置都沒有負起對內的責任。」

河合：「日本人如果沒有把自己心中所有的這種暴力加以意識化，努力找出適當確切的表現方法的話，那麼自己很可能會變成突發性無法抑制的暴力加害者，我想應該對這高度的危險有所自覺才行。」

村上：「所以，結果，我今後的課題可能是，能把所謂對歷史取得均衡的暴力性這種東西，帶到什麼樣的地方去的問題吧。我覺得這可能也是我們這個世代的責任。」

因此，《騎士團長殺人事件》可說是村上對20年前自己的許諾的實踐。他以自己的方式——說故事——在盡社會責任。若是熟識村上這位作家及其寫作風格，大抵可以知道他早期是一直處在「逃」的狀態，包括作品中的角色，也總是在尋找某個「出口」。

「在日本的時候，非常希望個人獨處，想從各種社會、社團、團體，或規章制度之類的東西，逃逃逃，盡量逃開，」村上說，到美國以後，自己所追求的東西已經不存在，也沒有再逃的必要，「因為那裡本來就是一個不得不以個人身分活著的地方。」也因此他的作品逐漸從所謂detachment（不參與／超然獨立）轉換成commitment（參與、投入），這是他實踐社會參與的方式，以故事，以創作。

河合先生也在對談集的後記寫到：「說到作為治療心病的東西，所謂『故事』，我想真的是很重要的東西。我覺得現代不能夠把那樣的故事當作一般通用的東西提示出來正是困難的癥結所在。每個人必須在自己的責任之內，創造出自己的故事才行。」他甚至預言性地指出（或者是日本社會、文化20年來流動的速度緩慢到看不出變遷）：「日本現在正來到一個相當不簡單的時代。到目前為止雖然能夠巧妙擷取歐美文化表面的澄清部分，但我想終於來到不得不探究那根本的時候了。」

由20年前的對談反觀這次事件，大批書迷在排隊搶購後，入眼的數萬字都只剩「不能提的事」，他們揚言抵制、焚書，宣告棄村上而去。

他們首先不能認同的一段話：「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日本與中國正式開戰。同年12月在那兒發生了重要的事件。」其二，「日本軍由於無暇管理戰俘，對戰降的軍隊和當地民眾實行了大規模的屠殺……有說法是中國人的死亡數是四十萬，也有說法是十萬人，但是四十萬人和十萬人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

民族之火被點燃了。正如河合先生所述，日本僅「巧妙擷取歐美文化表面的澄清部分」，20年過去，他們仍舊探尋不著自己的根本，或是從沒打算這麼做，因為「大日本萬歲」、「天皇萬歲」。巨大的民族主義浪潮將「書迷」全數退離村上。而這樣的現象不禁令人感到愕然與惋惜。

在此，我想先完整轉貼村上在2001年發表的＜給台灣讀者的一封信＞：

我開始寫小說已經是超過二十年以前的事了，當時會拿起我的書來讀的，大多是從二十歲代到三十歲代的年輕世代。那麼現在，若要問是什麼樣的人在讀我寫的小說呢，還是同樣年代的年輕世代。我有三年左右的期間在網路上擁有自己的網站（現在因為忙碌而暫時中斷），跟許多讀者交流過，寄信到網站來的大半是二十歲代到三十歲代的人。當然也有不少十幾歲的讀者，也有六十幾歲的讀者。不過讀者的核心年齡層，在這二十年之間我想可以說幾乎沒有改變。

這個事實讓我覺得有一點不可思議。換句話說，我的小說讀者的核心層大約往下移動了整整一個世代。就像搭乘一部巨大的電梯下降一層樓一般。更具體說，就是非常多讀者寫道「我從母親的書架上拿來一讀立刻就喜歡上了」，或「因為學校老師的推薦我讀過後覺得很有趣」。或者也有這類的來信「我自己找到中意的書讀著之間，竟發現我父親也讀過同樣的書，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我以為自己跟父親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共通項目」。（我自己本身或許正屬於和這些父母親與老師相同的年代）。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可喜的現象。不用說，我並不是為了討好年輕人而寫小說的。我在這二十年間，只是把自己想寫的故事，以自己想寫的風格繼續寫過來而已。雖然如此，這些作品還是被可以當我孩子的年輕世代的人們拿起來讀，而且說很喜歡，我真覺得很高興。

通常，作家和讀者有年齡重疊的傾向。換句話說三十歲的作家擁有三十歲前後世代的讀者群，六十歲的作家擁有六十歲前後世代的讀者群……之類的。當然我想這──與自己的世代共同成長──自然是一種達成。但我的小說並不是這樣。當然這是在日本的情況，至於在台灣我的小說是怎麼被閱讀的，我並不清楚。不過光以年代來看，所得到的結果我想像台灣和日本也許大致相同（我也收到過幾次台灣讀者的電子郵件）。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我的讀者不會老呢？

或許，我的小說所要訴求的東西，和他們（從二十歲代到三十歲代的年輕人）所追尋的東西之間，有某種超越現實年齡差異的某種強烈的共通項目吧，我這樣想。

那到底是什麼呢？

一個人，要在社會上自由而自立地活下去該怎麼辦？這件事。要說得非常簡單的話，我想就是這麼回事。然而包圍著我們的這個現實社會，卻非常強大，而且難以理清的複雜，顯得好像在把我們想要完全自由自在地活下去的意志──加以打擊粉碎。把我們所愛的東西──變成石頭，讓我們所追求的東西──遠離而去似的。雖然如此我們還是不得不想辦法繼續活下去，因此有時候不由得掉落黑暗、寂寞而厭煩的境地。

這似乎是，我在我的作品中想要描寫的世界的模樣。而且我想或許這也完全正是，現在的（而且也是過去的，或未來的）二十歲代到三十歲代的年輕人──無論是日本是台灣是任何地方的──所處世界的模樣。那對我來說是非常真實痛切的，同樣地對他們來說也是非常真實痛切的。我這樣想。

我既是一個 pessimistic（悲觀的），常被黑暗的心所吸引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樂觀的 moralistic（重道德的）人。在我這個人心中同時存在著許多相背反的要素，無法簡單地找出狀況的結論。我所能夠做到的，只有為你提供幾個真切的故事而已。結論──如果你想要的話──請你自己靠自己找出來。小說這東西，並不是對一個問題給予一個具體結論的東西。我想做的是，把你所有的問題，和我（或其他什麼人）所有的問題，通過所謂故事這個強有力的隧道直接聯繫上。不管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不管有什麼樣的問題，你絕對不是孤獨的──這是我想寫的事情之一。這或許可以說就像靈魂的internet一樣的東西吧。

在那連結之中你會得到什麼，只有你自己知道。

對我來說，由於繼續寫這樣的真切故事，覺得好像在朝某個地方前進似的。而且我可以說一句，我相信故事的力量，只要我還相信，而且還有把那化為文章的能力的話，我跟各位在某個地方便互相聯繫著。這當然，對我來說──身為一個作家和身為一個人的我──都是很大的安慰和鼓勵。感謝你的閱讀。

（註：本文收錄於時報出版的《聽風的歌》三十周年紀念版）

「一個人，要在社會上自由而自立地活下去該怎麼辦？」那些願意拿起書本，閱讀，並且被一向反骨、前衛、不為日本主流文壇接納的村上所吸引進而成為「迷」的群眾，無論實際年齡為何但曾在茫然的、黑暗的、寂寞厭煩的青年時期從村上的故事中獲得救贖的群眾，終究懾服於至上的民族情操。

同為日本作家的百田尚樹，甚至公開在推特上強烈批評村上在新書中提及「南京大屠殺」，也不滿村上曾投稿朝日新聞表示：「日本應該向對方（中國）不斷道歉，到對方說不用了為止。」百田說：「村上是多想要在中國賣書？是想靠中國贏得諾貝爾文學獎？還是只是笨蛋？」

先不用說百田那樣的言論有多麼幼稚，就像長期只當得上副班長的人抓到班長小辮子而妄想可以頂替那樣，村上在乎諾貝爾文學獎嗎？

「所有名為獎的東西，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特定可以數值評判優劣的獎項之外，價值根本沒有客觀依據。如果想挑剔，缺點多少都挑得出。如果想珍惜的話，優點也不勝枚舉。」這是村上在2015年出版的自傳性隨筆《身為職業小說家》中對於文學獎的定義。

向來排斥成為眾人焦點的村上，在這次事件後出奇地接受媒體採訪，若是三十年前的他，恐怕早已逃離日本，逃離這個無法接納他而他也不屑於融入的群體。他懇切地向日本人民說明，忘記歷史或竄改過去，是不對的。認錯並不可恥，也不代表現在活著的人要懷有負罪感地活著，這完全是兩回事。

至此，也許以外國人的身分，並不便對日本「強而有力的民族主義」多加批判，但卻可以引以為鑑，甚至自省。

台灣長期處於是否該「正視歷史」的狀態，如今的執政黨大刀闊斧進行「轉型正義」，但什麼是「正義」？我們正視的歷史是全貌抑或冰山一角？而又該如何定義國家？如何定義族群？對於歷史人物，應該功過並陳抑或只看自己想看的、只聽自己想聽的、只留自己想留的？

在四月某個晴朗的早晨，也許身處其中的「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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