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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默／自由撰稿人

對解放軍而言，「美軍是否會介入台海戰爭」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因為軍事思考是「做最壞打算」，軍隊必須假設美軍必然介入戰爭，以此假設為基礎做好各種準備。不過，對兩岸人民與決策者而言，探討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畢竟美軍的介入與否，關乎戰爭的強度與時長，以及大陸沿海與台灣全島居民生命財產的損害程度。

美軍介入，日韓菲跟著放「美後砲」，戰爭複雜化，所以大陸沿海也不安全，這應該是很多台灣民眾的直覺認知。但理性判斷，美軍不會與解放軍開戰，「俄烏衝突」與「巴以衝突」就是現成證據，前者證明核大國打不起來，後者證明若戰爭蔓延至整個區域，美國玩不起。然而，許多戰爭的起源是非理性的，這也是事實，理性的基礎是根據事實，我們得承認非理性與偶然的存在。

台獨的基本論調是，第一島鏈攸關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與大國顏面，加上台灣經貿的國際連結度高，「荊州」萬不可失，因此美方必然會出兵介入可能的台海戰爭 —— 此一論調屬於理性判斷，因此也大有藍營菁英苟同。然而，這種「美好」的推理為上述兩場衝突所否定。

自中美關係惡化後，美國內部既有「中美終須一戰」的悲觀預測，也有「避免大國戰爭」的樂觀方法論，因為作為國勢走下坡的全球強權，美國有一戰的必要，同時也有避戰的需求，而俄烏與巴以衝突模式開闢了「既參戰也避戰」的折衷路徑 ，—- 在大國爭端中，一個死道友不死貧道的理性參戰方法，可供其複製到中美對抗情景。

於是，「不對稱作戰」戰略成了主流，美方強迫台灣的軍事戰略從「決戰境外」改為「決戰境內」，好讓美方既參戰也避戰，以代理人的血肉之軀代替美國大兵，低成本挽尊並拖垮對手。換言之，「中美開戰」這種極端狀況，不會出於理性決策，萬一發生，大概率只會出於非理性因素，台獨的見解十分淺薄。

在美國，戰爭決策理性與否端視五組人交互作用的結果：A.決策高層；B.決策者的政治對手；C.戰備產業；D.媒體與智庫(A與B的工具)；E.社會大眾。

理性與非理性並非各自獨立且互斥的概念，實況是，彼此往往兼容並存。其混合模式例如：A，B，C利用D基於利益影響A，這是理性。A利用D採行認知作戰影響E以抵銷B的攻勢，手段往往訴諸非理性(民粹，轉移焦點等手段)。E的非理性鼓譟回頭影響A，B，C。以上的交互作用有時會失控，使得非理性覆蓋理性，引發意外的結果。

歷史的偶然，往往發生在各色人等交互作用失控，而產生超出預期的結果。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於10月1日任期屆滿去職，他所留下來的遺產是：不能與大國開戰。

從俄烏衝突歷程觀之，米利幾乎將所有時間都花在管理升級風險，因為在不與俄羅斯直接衝突的前提下，他必須精密計算俄方的容忍極限，美方武器庫存的消耗，先設下停損點，再逐步與來自基輔的無度需索及華盛頓政客們的不理性要求妥協。從海馬斯火箭，M1坦克，到F-16，ATACMs長程戰術導彈，米利與國防部長奧斯汀一再拖延決策，為的就是管理升級風險。

這次巴以衝突，美軍方高層的唯一工作也是管理升級風險。根據今年稍早米利接受媒體專訪談「如何避免大國戰爭」時的說法，他認為在台海問題上，唯有具備壓倒性的軍隊優勢，方能形成有效威懾。壓倒性的軍隊優勢，就是「拒止威懾」，意在讓對手認為戰爭成本太高而達到止戰目的。

但考慮到美國軍工生產能力的相對低下，以及海陸空三軍已招募不足兵的窘境，此一超級強權只剩下聯合朋友在戰前虛張聲勢的能力，開戰必敗。只要美國不願捲入必敗的戰爭，其盟友就不會傻傻送死。因此，美國愈是在戰前虛張聲勢，愈代表美軍不會在戰爭爆發時協防台灣。

以上五組人的交互作用，也很難產生極端非理性的結果。真正有意義的討論，是中美的「有限衝突」樣貌為何。

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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