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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鴻源／台大物理博士、大學教授

世新大學滅中文系，師生皆慘，學者嘆是教改後遺症。筆者認為，非也，是國文系長久以來食古不化的教育使然。

幾年前，“學者”洪蘭在遠見雜誌投書表示：「文言文是很美、很潮的」。她說，21世紀最重要的就是學會溝通，話講不清楚會誤事，話太囉唆也會誤事，如何簡單扼要把事情交代清楚，需要有文言文的功力。令人納悶的是，如果古文可以簡單扼要把事情交代清楚，為何她為文說話一向是用白話文表達？

她引用千禧年國際閱讀協會（IRA）在新加坡開年會時，李光耀所說：在講求效率的21世紀，新加坡的國民必須要有快速吸取訊息的能力和正確表達自己意思的能力，所以推經典閱讀，更推口語表達，話要講得清楚，腦袋不能是漿糊，古文幫助口語精確。是這樣嗎？

試問，古文能幫助口語精確嗎？古文本身常如啞謎一般，常需詳細註解，才能讓人稍微了解，怎麼會有助於口語精確？一般人常用的不過是一些成語罷了，讓學生了解這些成語的意義即可，何必讓中學生讀或背整篇古文？李光耀並沒有鼓勵新加坡人精讀中國文言文並以文言文書寫與表達，而是多閱讀歐美的文學著作，並用白話文書寫與表達。

她還說，有文采的經典好文章甚至可以啟發學童的美感，而美感教育則跟修養和品性有關係。她還引用英哲學家培根所說，有的書只要讀一部分，有的只要知道大概，只有少數好書需要細讀精讀，反覆的讀，經典的古文就是屬於這一類。

讀書會變化氣質，好書會內化成品格，所以讀好書，把別人的經驗內化成自己的，是以有限生命去學習無限知識唯一的方法，是沒錯，但不是只讀中國文言文即可，用白話文寫的文章很棒的也很多，不是嗎？好像只有古文可以讓人從凡夫俗子變成聖人，真是如此嗎？

筆者國三時就曾自修「古文觀止」這本書，當時很崇拜中國古人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感覺他們都是「聖賢」，但是我卻不覺得這些書會變化我的氣質，內化成我的品格，或提升我書寫與表達的能力。我的氣質、品格、書寫與表達能力，來自大量閱讀中外小說與散文，如三國演義、陳之藩的「哲學家皇帝」、卡繆的「異鄉人」、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愛因斯坦的「我心目中的世界」，以及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這些作品才可以提升人的品格。

中國古文通常只會培養效忠昏君、欠缺民族意識又貪污腐敗官僚，如曾國藩、李鴻章、駱炳章等滿清漢人高官，都是學富五車、熟讀四書五經的進士，其所受儒家道德教育應該很足夠吧？為何還狠心殘殺太平天國志士？人家有的已經投降，為何還屠殺人家或用凌遲極刑殘忍殺害人家，甚至連一些老弱婦孺也無法倖免？

老蔣與老毛不也是與他們一樣嗎？老蔣自認是中華儒家道統的繼承人，毛更會吟詩作賦，但兩人曾經殺害許多無辜民眾，否則為何會被美國某學者評為世紀四大魔頭之二？以上這些中國文人熟讀經書，卻陰險毒辣，其品格值得恭維嗎？

她還說，以文（言文）會友是一種心靈的交流，可惜的是，很多人不能體會。她舉例，有位國文老師說，他在班上給學生講解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有學生寫成「子在床上曰：睡得真舒服，不寫作業」。她認為，雖然這是個笑話，卻也看出國文修養對一個人生活品味的影響，然而我卻看不出以上的對話和修養或生活品味有何關係？何況現在有幾人講話會那麼文謅謅的？就算是讀古文很多的洪蘭，平時應該也不會用以上的文言文與人溝通吧？

她最後說，古文無罪，懷璧其罪，挑好的文章給孩子欣賞，讓他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事。請問，好的文章一定非中國古文不可嗎？難道陳之藩的「失根的蘭花」、朱自清的「背影」或愛因斯坦的「人類存在的目的」等白話文，不是好文章嗎？

還有台灣白色恐怖受害者作家陳列與王拓等人的作品，不也是好文章嗎？難道只有「出師表」或「岳陽樓記」等這些中國封建、尊君思維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為何身在台灣、受台灣人長期供養的洪蘭，說自己是中國人而非台灣人？做一個中國人有那麼值得驕傲嗎？其他許多住在台灣的「中國讀書人」品德又如何？不是自私自利、沒有同理心者一大堆嗎？

從中國歷代昏君、奸詐又沒有人性的官僚與獨裁者，以及幾年前的李明哲案看，洪蘭是否還會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有那麼值得驕傲嗎？是否還會覺得「文言文是很美、很潮的」，可以培養「品德高尚」的人嗎？

總之，國文系走入黃昏已不可免，應該順應世界潮流，以語文系或文學系取代之，才會有市場，不能怪教改。

照片來源：世新大學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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