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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滿街的監視器,您還滿意嗎?
對於滿街的監視器,您還滿意嗎?

匯流新聞網記者/藍立晴特稿

先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說要用監視器抓違規停車,免得員警站崗當稻草人浪費人力,隨即引發部分民眾強烈反彈,認為柯文哲此舉不妥,侵犯隱私;但也有民眾大力支持,覺得這是一項可行的政策,後來爭議過大,柯文哲裁示暫緩。

「錄影中,請微笑」

這句話你我再熟悉不過,不只商家內可以看見這句標語,市場、醫院、公車、捷運、停車場、住宅門口、街頭巷弄、騎樓角落,處處都可見監視器。

台灣民眾一定對「監視器」感到不陌生,因為我們幾乎每日都能看到「監視器畫面」,為什麼呢?因為新聞天天都在播放。

「錄影偵破」早已成為台灣警方最主要的辦案方式,無論竊案、傷害/殺人案,只要有監視器,警方都能調閱監視器循線辦案。

台灣民眾普遍對充滿監視器的生活環境感到「安心」,大多民眾認為,有了這些監視器,警方辦案速度能更快,而且也因為如此,犯罪率會跟著下降,只要家裡有監視器,就不怕小偷;只要商家安了監視器,就不怕找不到竊犯。

「反正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監視器多一點有什麼關係?」

現在可說是「人人都可錄影」的時代,智慧型手機、行車紀錄器等,皆被民眾視為一種「保障自己權利」、「留下證據」方法。

但,真的是這樣嗎?監視器能夠有效降低犯罪?台灣各個縣市政府都積極架設監視器,希望能以科技降低犯罪率。不可否認,監視器對於「掌握通緝犯、竊盜犯」,提高破案速度來說,的確是很有效。

但是事實上,監視器只能「移轉犯罪」,並不能真正降低犯罪率,很多犯罪其實都是「理性」的選擇,罪犯一旦知道了作案地點監視器架設的位置之後,只會選擇避開那些有監視器的地方,或者從監視器密度高的地方,移轉至監視器密度較低的地點,犯罪仍在發生。

更遑論那些因情緒爆發而發生的犯罪,監視器(包含手機錄影、行車紀錄器)拍下確切的證據之後,罪犯通常都會伏首認罪,但這也顯示了這樣的罪犯對於監視器根本不在乎,心理學家指出,在有監視器的地點犯罪,反而更被他們視為一種「挑戰」,網路上流傳的犯罪畫面,更會讓他們感到自滿。

這些重大的隨機殺人、傷害事件,監視器密度再高,對於越來越頻繁發生的這些隨機犯罪,也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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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陳皓揚殺害動物誌店貓「斑斑」監視畫面

對於監視器,我們該感到安心或者害怕?

在華人世界裡,隱私的概念一直都「很西方」,是近來才慢慢被重視起來。就像大多數人都抱有的觀念:「反正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監視器多一點有什麼關係?」似乎只要不做「偷雞摸狗」、「見不得人」的事情,生活的一舉一動都被錄下來也無所謂。

不曉得各位讀者是否有看過George Orwell所寫的《一九八四》呢?

這是一部經典的反烏托邦小說,主要就是在描述「無所不在」的政府監控,黨的領導者老大哥(Big Brother)的標語海報「老大哥在看著你」占據整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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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照來源:翻拍自網路

無所不在的「電幕」在私密/公開的場合監視著公眾、隱藏的竊聽器以及告密者讓思想警察可以監視每一個人,因而找出任何有可能危及黨的統治的人。

「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這是該部小說的名言。

(2+2=5嗎?)

「誰來監視那些監視監視器的人?」

《全民公敵》的片尾,主角的這句反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

監視器是國家的眼睛,歷史上的極權國家在還沒有「監視器」的年代裡,便已以人力(警察)發展到了人民無法推翻、無法反抗,只能日復一日活在監控與害怕當中的地步,更遑論監視器無所不在的現今。

也許,這樣的論點聽起來過於悲觀,但在大讚監視器有助於「降低犯罪率」、「提高破案速度」的同時,我們或許可以想想,當更大的犯罪發生時,這些「電幕」真有其作用?或者,一旦監視系統遭到破壞、入侵,強烈依賴監視系統的破案方式又該怎麼辦?

當國家、政治發生劇變,這些監視器是否會成為掌權者/獨裁者「最好的控制工具」?

降低犯罪率,絕不是只有靠更多的監視器。對於政府應該如何「使用」這些監視器,也是我們應該要考慮的問題。

新聞照來源:C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