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自由撰稿人
對解放軍而言,「美軍是否會介入台海戰爭」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因為軍事思考是「做最壞打算」,軍隊必須假設美軍必然介入戰爭,以此假設為基礎做好各種準備。不過,對兩岸人民與決策者而言,探討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畢竟美軍的介入與否,關乎戰爭的強度與時長,以及大陸沿海與台灣全島居民生命財產的損害程度。
美軍介入,日韓菲跟著放「美後砲」,戰爭複雜化,所以大陸沿海也不安全,這應該是很多台灣民眾的直覺認知。但理性判斷,美軍不會與解放軍開戰,「俄烏衝突」與「巴以衝突」就是現成證據,前者證明核大國打不起來,後者證明若戰爭蔓延至整個區域,美國玩不起。然而,許多戰爭的起源是非理性的,這也是事實,理性的基礎是根據事實,我們得承認非理性與偶然的存在。
台獨的基本論調是,第一島鏈攸關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與大國顏面,加上台灣經貿的國際連結度高,「荊州」萬不可失,因此美方必然會出兵介入可能的台海戰爭 —— 此一論調屬於理性判斷,因此也大有藍營菁英苟同。然而,這種「美好」的推理為上述兩場衝突所否定。
自中美關係惡化後,美國內部既有「中美終須一戰」的悲觀預測,也有「避免大國戰爭」的樂觀方法論,因為作為國勢走下坡的全球強權,美國有一戰的必要,同時也有避戰的需求,而俄烏與巴以衝突模式開闢了「既參戰也避戰」的折衷路徑 ,—- 在大國爭端中,一個死道友不死貧道的理性參戰方法,可供其複製到中美對抗情景。
於是,「不對稱作戰」戰略成了主流,美方強迫台灣的軍事戰略從「決戰境外」改為「決戰境內」,好讓美方既參戰也避戰,以代理人的血肉之軀代替美國大兵,低成本挽尊並拖垮對手。換言之,「中美開戰」這種極端狀況,不會出於理性決策,萬一發生,大概率只會出於非理性因素,台獨的見解十分淺薄。
在美國,戰爭決策理性與否端視五組人交互作用的結果:A.決策高層;B.決策者的政治對手;C.戰備產業;D.媒體與智庫(A與B的工具);E.社會大眾。
理性與非理性並非各自獨立且互斥的概念,實況是,彼此往往兼容並存。其混合模式例如:A,B,C利用D基於利益影響A,這是理性。A利用D採行認知作戰影響E以抵銷B的攻勢,手段往往訴諸非理性(民粹,轉移焦點等手段)。E的非理性鼓譟回頭影響A,B,C。以上的交互作用有時會失控,使得非理性覆蓋理性,引發意外的結果。
歷史的偶然,往往發生在各色人等交互作用失控,而產生超出預期的結果。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於10月1日任期屆滿去職,他所留下來的遺產是:不能與大國開戰。
從俄烏衝突歷程觀之,米利幾乎將所有時間都花在管理升級風險,因為在不與俄羅斯直接衝突的前提下,他必須精密計算俄方的容忍極限,美方武器庫存的消耗,先設下停損點,再逐步與來自基輔的無度需索及華盛頓政客們的不理性要求妥協。從海馬斯火箭,M1坦克,到F-16,ATACMs長程戰術導彈,米利與國防部長奧斯汀一再拖延決策,為的就是管理升級風險。
這次巴以衝突,美軍方高層的唯一工作也是管理升級風險。根據今年稍早米利接受媒體專訪談「如何避免大國戰爭」時的說法,他認為在台海問題上,唯有具備壓倒性的軍隊優勢,方能形成有效威懾。壓倒性的軍隊優勢,就是「拒止威懾」,意在讓對手認為戰爭成本太高而達到止戰目的。
但考慮到美國軍工生產能力的相對低下,以及海陸空三軍已招募不足兵的窘境,此一超級強權只剩下聯合朋友在戰前虛張聲勢的能力,開戰必敗。只要美國不願捲入必敗的戰爭,其盟友就不會傻傻送死。因此,美國愈是在戰前虛張聲勢,愈代表美軍不會在戰爭爆發時協防台灣。
以上五組人的交互作用,也很難產生極端非理性的結果。真正有意義的討論,是中美的「有限衝突」樣貌為何。
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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