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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新聞網記者王少筠／專題報導

書面語演變的過程，是人們不斷想找出更方便的溝通方式⋯⋯所以，目前文言文的需求不是為了學習、交流的實用性，而是來自於情感及美學這兩方面。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預計民國108年實施，教育部課程審議會上（8）月28日召開審議大會，審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在語文領域的國語文課綱。由於先前課審會普通高中分組有委員建議，將文言文占比由草案的45-55%，調降為30%，並針對文言文選文作刪修，使「文白之爭」再次浮上檯面、引起熱議。

現行高中國文的文言文占比45-65%，並有30篇「推薦選文」，領綱研修小組調降至45-55％、20篇選文；但課審會「普通高中分組」有委員提案，欲將文言文占比降至上限的30%，選文則分甲、乙案：甲案主張不列選文、乙案主張選文刪減至10或15篇。由於上次會議來不及討論，教育部將於10日再次召開課審會審議大會。

而此次國文課綱修正，不僅引發「文白之爭」，甚至牽扯政治層面的意識形態，使王德威、曾永義等6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和海內外學者發出連署聲明，呼籲課綱修正應拋開文白比之爭、避免淪為意識形態的工具，且應泯除中文、台文、華文領域差異，共同追求自由多元的語文教育。至今連署人數破萬，包括知名作家白先勇、余光中、齊邦媛、渡也、簡媜、黃錦樹、蕭蕭、焦桐等都支持專業審定國文課綱。

同該份連署，若回歸教育本位，其實能更單純地看待這個議題。

台大中文系、政大台文所畢業，現於台大台文所攻讀博士的江昺崙，對於文言文與白話文的見解，在眾聲喧嘩中，恬靜且溫柔地獨樹一格。

在接受本報專訪前，他先簡單做了「白話文跟文言文的愛恨情仇」的回顧：

中國在20世紀初發生巨大的思維革命，而革命必須要有便利的書寫文體，於是白話文誕生了。

文言文在古代是一種書面體，也就是古人講話跟我們一樣嘰嘰喳喳的，但寫出來的文字就是「之乎者也」。這方便讓南腔北調的中華帝國疆域，可以透過一種既成的書面體來溝通，建立起官僚體系跟大一統的文化思想，甚至傳播至比鄰的越南、日本、朝鮮等國家。因此，說文言文形構成了主流的東亞文化圈也不為過。

直到20世紀初，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中國人被迫開始學習西方的知識，他們一方面設法翻譯西方的概念，譬如將democracy直譯為「德膜克拉西」或以和製漢語創造出「交響樂」之類的新詞彙；一方面努力改造自己的書面文體⋯⋯。

不過，創造新詞可以理解，但為什麼要改造文體呢？原因是，過去古文有固定的套路，加上科舉考試的關係，大家寫起論文都很八股，一定要破題、承題之類的。所以在翻譯西方概念時，無論是用以辯論或教學，採文言文這種書面語就會很累、很累。

後來梁啟超等人在報紙上寫社論的時候，刻意突破這些傳統規則，放棄古文的抽象語法，加入大量西方語彙，讓文言文體例更具體、更流暢、更好閱讀，於是1904年之後，梁的「新民體」就誕生了。

新民體風行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愛上這種跳脫古文限制的文體，加上革命思潮趨近，在1910年代，胡適等人提倡的「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成為新的書面文體。

因此，白話文的誕生，並不是胡適等人不想再背誦唐宋八大家的優美文章，而是為了「學習」的具體需要。沒錯，為了傳播新的知識系統。當時甚至有很多知識份子，如錢玄同等人，覺得改革文體還不能夠救國，必須「廢除漢字」才能真正的普及教育。當然這又是另外一題了。

台灣在日本統治初期，漢人知識份子也都是寫文言文的，甚至仕紳都是用文言文跟日本官員溝通。但在1918年後，有些接觸到中國五四思潮的年輕知識份子，例如賴和、張我軍等人，便開始嘗試用新的文體來寫文章。

然而，對於1920年代的台灣人來說，白話文也是另一種很陌生的書面語，所以寫起來都很古怪，還夾雜許多台語跟日語的語法在裡面，可以說是另一種生澀的書面語。對他們而言，若要學習、交流新的知識，還不如用日語最快，所以日本時代中後期的知識份子，用日語來書寫思辯，是比用中國白話文更簡單的。

到了戰後，台灣知識份子又被迫重新學習「白話文」，於是很多人像是小學生一樣重新用很簡單的「國語」語法來寫作，鍾肇政就是其中之一。

綜上所述，江昺崙認為，書面語演變的過程，是人們不斷想找出更方便的溝通方式。「語言結構會被迫適應當代社會，而不是社會要去適應語言結構。」因此，是社會思維的改革，造成文體的變化。

若以文化傳承論的話，「梁啟超、胡適及張我軍等人都是千古罪人嗎？事實顯然不是那樣。」他說，語言第一要務就是實用價值，沒有實用價值的「語法」本來就會逐漸被捨棄。

所以目前文言文的需求不是為了學習、交流的實用性，而是來自於情感及美學這兩方面。

江昺崙認為，要將文言文視為美學傳統來討論也可以，「那麼以這樣的美學論來說，同樣我們也要接受各種同等重要的美學傳統。」他舉例，「我們要能接受原住民讀自己的『國文課本』，要能接受各種美學傳統平行並立在學生面前。」如此，問題將不再只是文言跟白話的比例，而是不同美學系統如何平等地傳遞給每位學生了。

而對於先前課審會普高分組學生委員、靜宜大學學生林致宇認為，歌頌唐宋八大家是在「造神」。江昺崙表示，他並不覺得讀唐宋八大家是在造神，而是反映了選文者的人生觀。

「其實以前啊，很多1949年後從大陸來的文人，看到這些古文都會很感動。因為他們覺得這種時代的悲劇，跟他們的情懷有點像。特別是唐宋八大家，那種山川獨行、時不我予的一些情感。」

「所以我覺得，以前選文不只是美學，重點是老師們心裡的情境吧。像我們以前中文系的老師就很強調這些情感的層面，『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心情。」

「所以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說，無論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到底能給學生怎樣的心情。如果是魯迅的小說，那就是一種憤怒感、蒼涼感，如果是杜甫的詩，就是一種社會關懷。」

江昺崙表示，他希望中學課本可以不只放漢語文學，如果是培養學生「美學鑑賞」的能力，應該將世界各國的文學都放進來，「要放日本的源氏物語、英國的莎士比亞都可以。」

因此他覺得，可以將「國文課本」改為「文學課本」，讓學生從中學習各種優秀的文學，感知其中的「情」與「美」。而「文白之爭」，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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