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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新聞網記者蘇元和／台北報導

台灣有線電視受有線廣播電視法與廣播電視法的規管；中華電信MOD則受電信法管轄；網路影音則無法可管。

因應數位匯流趨勢與發展，牽動國內電信、有線電視、頻道、OTT、內容產業以及整體匯流產業發展的「新匯流五法」，其中，在媒體交易案屢備受爭議，掀起檢討聲浪不斷的黨政軍條款，以及引關注的反媒體壟斷法，在NCC已啟動的廣電三法修法工作小組運作後，能否順利達成共識，加速推動立法制定，將是今年下半年與明年立院上會期的重頭戲。

數位匯流趨勢不可擋，無法與時俱進的黨政軍條款持續阻擋台灣電信業者、廣播電視、媒體公司的資金挹注，導致無法轉型成為數位匯流整合性平台，台灣的電信、網路、與廣播電視不但匯流不成，不能迎頭趕上國際趨勢，最後只能等著被跨境與跨產業競爭的國際OTT業者殲滅。

在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發展及動向上，「匯流會客室」系列專題報導將針對重要的議題，透過訪談專家學者以及產業人士並進行深度對話與探討，為台灣數位匯流產業發展把脈。

以下是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劉柏立接受《匯流新聞網》專訪的內容：

一、問：淺談台灣數位匯流發展與現況？

黨政軍條款嚴重阻礙匯流發展

答：伴隨電信自由化的實施，電信市場從獨佔轉為市場開放後，毎一個國家都會面臨最後一哩Last Mile不易複製的瓶頸獨佔問題，而成為競爭政策的核心議題。

另一方面，由於數位化與寬頻化的技術進步，理論上數位匯流後Cable業者亦得提供電信服務。目前我國Cable普及率為60.9%，如果監理機關能提供誘因加速業者提供匯流服務，則可相對紓緩Last Mile問題。

例如：英國早在1995年Cable業者即可提供市話服務（基本電信服務），可謂匯流的典範。問題是台灣政府政策上是否允許Cable業者參進電信事業以及Cable業者本身的投資意願。

台灣Cable市場長期以來分區獨佔，坐享獨占利益，相對欠缺投資誘因，尚未見有電話服務的提供；但近年來在寬頻服務方面，表現積極，市場上已出現競爭局面。從匯流的觀點而言，Cable等同Last Mile，具有相當的服務替代性，因此Cable業者參進電信事業（如電話服務或寬頻服務）是典型的異網競爭，是值得肯定的。

同樣的，從電信事業的立場而言，提供影視服務(如MOD)亦是數位匯流後的必然發展趨勢，但台灣廣電三法有黨政軍條款的持股限制，不利電信事業跨業經營視訊服務。例如中華電信雖已實施民營化，但交通部仍持有3成股權，若從確保通訊網路品質的穩定性與安全性的理由，即所謂通信主權的概念而由政府持續持有一定比重的股權，固然有其正當性，但若因此而限制阻礙電信事業發展匯流服務，那麼，黨政軍條款或政府持股的意義，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伴隨4G、5G時代的到來，電信事業急欲擺脫笨水管的窘境；新興媒體LINE取代了原來電信事業的電話服務，電信事業的語音營收大幅下降。

數位匯流後，數據服務的比重已成主流發展趨勢；在IP網路的世界，網路流量越大者越具優勢，而在全球的網路流量中約有8成屬於視訊內容，因此，對電信事業而言，加速跨足影視内容，發展OTT服務已成為重要的經營策略。

為因應數位匯流，日本在2010年已完成法規修正，把IPTV(如中華電信的MOD)視同Cable服務，無外資管制、無最低資本額限制、經營地區亦無區域限制，可提供全國服務，大幅降低市場進入門檻，其目的就是提供匯流服務的友善環境，以利市場發展。但台灣目前仍卡在黨政軍條款，遲遲未能解套，嚴重阻礙匯流發展。

二、問：近來，一波波的媒體整併風潮，包括亞太董座呂芳銘以個人名義收購TBC案，儘管台數科併購東森電視案破局，但從台灣媒體併購潮來看數位匯流的局勢？新的局勢之下會帶給產業鏈什麼樣的影響？

降低門檻 鼓勵新業者參競

答：從數位匯流的觀點來看，為期望市場蓬勃發展，我個人期待政策上降低市場門檻，提供更開放的競爭環境，鼓勵新進業者參與競爭。

三、問：NCC宣布啟動廣電三法的修法工作小組，備受關注的黨政軍條款檢討聲浪不斷，黨政軍條款鬆綁程度與面向應為何？方有助台灣數位匯流的產業發展。

黨政軍條款 形式意義高於實質意義

答: 過去台灣的無線電視三台分別由省政府、國民黨以及國防部所掌握，黨政軍條款有其歷史背景，値得肯定。理論上，媒體屬於社會公器，應有其獨立超然的立場，固然不可以被黨政軍操控，也不可以被少數人或集團所操控。當初黨政軍條款的配套措施就是實施三台的民營化，使黨政軍資本澈底退出三台，排除黨政軍對媒體的操控。

但是，現在廣電三法仍保留黨政軍條款，原來僅是針對傳統媒體而規範，若適用於IPTV，確實不利匯流發展。畢竟技術進步，媒體得以多元面貌呈現，例如網際網路已成為新時代的重要媒體，廣電三法的適用對象是否擴及於網路媒體，或可做為討論黨政軍條款的議題方向。

如前所述，黨政軍條款有其歷史背景，而目前已藉由三台的民營化而排除了黨政軍對三台電視媒體的操控，這是令人肯定的事。但另一方面，例如原民台、客家台的開播乃至於公共電視的服務，似乎沒有人會質疑黨政軍介入媒體的疑慮，由此可知，目前所謂的黨政軍條款問題，形式意義高於實質意義，但卻實實在在地發揮阻礙匯流的實質作用。

我認為，為導正媒體健全發展，解鈴還須繫鈴人，目前民進黨政府已取得立法院多數議席，政府應從數位匯流的宏觀，正視問題，加快修法，「黨政軍條款」或應回歸從政黨法著手；另一方面，我國廣電法規亦須就IPTV提供明確的定位，以利匯流發展。

四、問：台灣電信業在數位匯流發展趨勢有待突破的面向？

政府應創造數位匯流發展的友善環境

答： 5G時代即將到來，頻譜政策將成為未來競爭政策的核心議題。例如：政府為因應IoT發展而開放免執照頻譜，但對使用者而言可使用的頻譜資源仍相對有限，而且品質沒有保證。

但若從藍海策略的觀點，則可思考如何讓有創意卻沒有頻譜資源的人，有機會從MNO取得頻譜資源開發IoT的創新應用服務，那就是開放MVNO（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s）。

目前我國所開放的MVNO僅限於語音類的MVNO，服務屬性與MNO相同，市場成長空間有限。

在數位匯流的時代，MNO不可能提供全方位的解決方案，例如：物聯網的服務端視商業模式的創意與頻譜資源的應用，若開放數據類的MVNO可以開發不同於MNO的既有服務，則或可期待兩者間互利雙贏，藍海市場的良性發展局面。以日本為例，目前不僅已經開放數據類MVNO服務，甚且連MNO的核心網路都可以協商為前提開放MVNO使用。由此可知，對MNO而言MVNO不必然是競爭關係，亦有可能是策略夥伴關係。

另外，我們從美國AT&T併購時代華納的案例可知電信事業跨足影視内容的重要意義；再從Comcast向Verizon取得MVNO服務可知數位匯流的重要意義就是沒有市場門檻障礙，想跨業的可以跨業，想取得頻譜資源的得有途徑取得頻譜資源，以利匯流發展。

我認為，我國通訊傳播市場亦應提供數位匯流發展的友善環境，讓業者有更具彈性的經營空間，為創新應用服務做出更大的貢獻。

除此之外，再以行動支付為例，目前最夯的議題是Apple Pay 以及 Google Wallet席捲國內行動支付市場。事實上，早在2011年國內電信業者即已籌組TSM（Trusted Service Manager），期能發展SIM-based NFC行動支付。但受限於法令規章，限制TSM不得提供金流服務，使得國內電信業者本身不能提供行動支付服務。國內所稱行動支付之內涵，實際上就是把信用卡(含悠遊卡)以軟體下載方式用手機支付，與既有的實體卡片市場相重疊，創新意義不大。

如果當時允許電信業者SIM-based NFC行動支付提供服務，則電信業者或將積極建置NFC生態系統，等同物聯網的投資建設，可為市場創新作出具體貢獻。無奈法規限制，時機稍縱即逝，有志難伸，殊為可惜。

NCC監理思維因循保守 難促市場創新
日本docomo所提供的行動支付相當方便，用戶門號即可申請支付帳戶，不僅可供支付之用，帳戶間亦可進行資金移轉乃至於海外匯款，匯款手續費遠低於一般銀行的手續費；其生態系統的建置，亦已廣泛地遍及於食衣住行娛樂等各領域，頗具創新意義。

由於電信事業與金融事業皆屬高度管制的行業，當前所謂的匯流創新或FinTech都是基於寬頻網路之上的創新應用服務，倘若監理思維因循保守，則難期待市場創新，更遑論「亞洲‧矽谷」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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