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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WS匯流新聞網記者潘語綺／台北報導

台北市政府心理健康暨自殺防治委員會委員、馬偕協談中心諮商師羅惠群首先從校園霸凌的脈絡切入，指出在少子女化趨勢下，孩子缺乏人際互動技巧，而升學主義仍存，影響師生關係，再加上因疫情而來的期間停課、線上教學，使得少子化原本人際互動技巧就不是很好的學生，在疫情期間能力更不好，導致孩子回到學校後人際互動技巧退化，對人際互動亦出現不適應等情形，皆為近三年校園霸凌數字成長的原因之一。他建議學校應思考該給孩子更多情感與人際互動的教育，而非僅重視分數。

針對霸凌的未來趨勢，羅惠群提出示警，他指出，未來肢體霸凌可能會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網路霸凌與關係霸凌，例如小團體、惡意的忽視忽略等；然而，目前基層教師已承載過多的業務量與壓力，學校中的專業輔導人員編制，很多學校甚至等待減班，這樣輔導人員缺額就不必補足，校方可減少人事成本，恐導致孩子在學校中過得非常辛苦。 此外，羅惠群指出教師也需要心理輔導，但是當前心理健康的經費嚴重不足，對教師的支持十分有限，建議政府應增加心理健康的相關預算編列，讓所有民眾都能受到心理健康專業的支持。

羅惠群表示，目前教育部對校園霸凌的相關法規與機制，皆屬被動型，必須要有人通報、進入調查系統中，才能處理。他建議教育部應建立校園霸凌主動防範與調查機制，尤其相關機制必須要能保護吹哨者，才能透過公權力的運作，有效防範校園霸凌。

羅惠群指出，許多問題指向校園屬於封閉環境，而且有太多的評議委員會，存在很多人情壓力，如果碰到資深老師、校長等的霸凌案件，經常被輕輕放下，而且沒有進行後續處遇，也沒有好的配套，甚至遇到霸凌案件時，往往學校的氛圍是要求被霸凌的學生離開，以致很多時候反而是被霸凌的孩子以為自己有病、錯都在自己身上，因此必須離開，結果霸凌方獲得最後的勝利，霸凌問題仍舊沒有解決，因此他主張納入外部公正人士參與調查校園霸凌事件。

但羅惠群也分析，學校定義校園霸凌的界線其實很模糊，甚至多起疑似霸凌案件，尚未進入調查程序，就被判定為校園暴力，而非校園霸凌。他說，對學校而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怕落入霸凌調查後，還會牽扯到老師、行政人員，甚至影響整間學校。

羅惠群表示，「導入外部機制」要看教育部誠意，例如性平工作，未受過教育部訓練者卻不能成為委員，導致很多外部公正人士被排除在外，真正進入體制的，也可能是「共犯結構」，怎麼來都是那幾個人。他認為，有無可能從外引入不同其他的人員，才能有效撼動固化的教育體制。

羅惠群也說，法律中「知情者應通報」，但那是理想狀態，現在不少教師對學生衝突仍覺得「就算了吧」。他認為，教育部現行法規仍屬於被動型，應長出一套主動調查的機制，且不該因人情壓力輕輕放下，權責機關應該有效伸張公權力，保護校園師生。

最後，羅惠群表示，無論哪個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必須重視如何大幅提升心理健康預算，台灣與周邊國家相比，這筆預算投資偏低，應多編列，目前政府調查校園霸凌都太被動，常重重提起、輕輕放下。

新聞照來源：CNEWS匯流新聞網記者潘語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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